全国有多少个证券公司清远江心岛书院揭秘宋代雅俗共融

11月19日晚全国有多少个证券公司，北京大学博雅荣休教授、中国宋史研究会原会长邓小南在岭南书院·清远江心岛书院带来《大俗大雅：宋代文化概说》，从历史背景、社会文化、学术创造与文学艺术4个维度，勾勒出一个雅俗交融、思想迸发的宋代。

在邓小南看来，从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市井烟火，到士人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情怀，雅与俗早已相互交融，并渗透宋人的生命历程，成为宋代文化的精髓。

“南北朝”格局中的宋：生于忧患，长于忧患

邓小南指出，宋并非传统意义上的“大一统”王朝，而是与辽、西夏、金、元等北方政权长期并存，是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“南北朝”格局。两宋300年间始终承受着这种来自外部的强大压力，因此形成了稳定至上的政治基调，对外谨慎防御，对内注重防微杜渐。然而，正是在这种忧患之中，宋代社会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与持续的文化创造力。

而若将宋朝置于欧亚大陆的视野中观察，契丹、女真、蒙古等北方民族实际上是连接东西文明的重要力量，他们的存在不仅带来压力，也激发了宋代经济与文化的内在活力。

文化重心下移：平民化、世俗化、人文化

正是基于追求稳定的原则，宋代朝廷对民间的文化发展、经济事业、社会生活等并未过多干预。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，为当时士大夫群体参政议政，以及为文化作出贡献创造了有利条件。

“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是一向相提并论的：文学就说‘唐宋’，绘画就说‘宋元’，学术思想就说‘汉宋’。”邓小南援引钱钟书先生的话谈到，细数中国古代的文化，不论是从哪一个脉络梳理，都少不了宋代。因此，可以说宋代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，一方面有对古代文化的传承，另一方面又有着变迁和创新。

邓小南介绍，目前学术界有学者在讨论“唐宋变革”，也有学者在讨论“宋元变革”，实际上都是在说明文化始终处于变化发展的动态之中，在她看来，中唐至宋代的这种变革特征就是文化重心下移，表现为平民化、世俗化、人文化的趋势。

所谓“平民化”，即相对于贵族制、门阀制，身份背景淡化，是指普通民众较前代具有更多的生存发展机遇，受到社会更多关注。“世俗化”，主要是指俗世生活影响增重，佛教经历本土化过程，民间信仰兴起，宗教教义愈益贴近世俗需求。“人文化”，则是指更加关心尊重“人”自身的价值，关注人的精神生活状态和教养成长。

邓小南谈到，当时的北宋东京，是一片皇家苑囿、官署、商铺、民居交错杂陈的不同以往的都市风貌。以《清明上河图》为例，其中描绘了十字街头的说书、杂耍等民间文化活动，显示出宋代城市生活的丰富与多元。市井文化蓬勃兴起，娱乐活动走入寻常百姓家，受欢迎的民间艺人如丁都赛甚至成为“明星”被做成雕像。

在宋代，集中、大量地出现了反映俗世生活的绘画雕塑，拉货、推磨、饮茶、纺车等日常劳作的场景被这些作品一一呈现出来。对此，邓小南解释，这与当时佛教禅宗的主张有关，不管是挑水还是砍柴，这些俗世生活并无高低尊卑之分。在她看来，宋代文化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了禅宗观念的影响。

与此同时，雕版印刷的普及使书籍广泛流通，苏轼曾感叹：“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，日传万纸，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。”可见知识传播之广。宋代的书中甚至开始出现版权标识——在目录的最后一页，以牌记（古代刻书中的版本标识）的形式强调“以申上司不许覆版”，即其他人不能再去翻印，这就相当于现在书籍中的版权页。而这种知识产权概念的产生，也是雕版印刷发展的结果。

在宋代，还有不得不提及的士人群体。如今，“宋人四般雅事”——焚香、点茶、挂画、插花被人们所熟知，但无论是香、茶、画还是花，都并非宋代才有，只不过在宋代，这些事物才被赋予了“雅”的意境，得以成为生活中的艺术，成为文人雅士精神生活的重要载体。

士人喜聚会，雅集成为当时的一种文化生活方式，有人即兴创作，有人品鉴议论，这不仅是文人交流的平台，更是在群体切磋中养成文化修养的重要场域。邓小南补充道：“由于文化的平民化，不少读书人并没有明显的家世背景，当他们进入官场后需要相互扶持，所以人际网络对他们来说格外重要，而这类聚会除了让他们提升自己外，也为他们建立关系网络提供了重要的途径。”

教育普及：生机勃发的学术创造力

宋代孕育出了生机勃发的学术创造力，这与当时的教育普及密切关系。除官学外，当时还有白鹿洞书院、岳麓书院、应天书院等，这些书院多半由民间士人创办的。不过，无论是官学还是民间书院，都并非为了启蒙教育，而是为了培养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必备能力而开设。

而随着社会大众对基本知识的需求，众多科举落榜的读书人有了另一个选择——回到乡里去教小孩子读书识字，进行启蒙教育，民间教育也得以普及。

与普及性的教育相对应，宋代也不乏学术精英。谈到宋代的学术思想，邓小南辨析了“宋学”“新儒学”“理学”“道学”这几个概念的差异。在她看来，“宋学”的概念最为宽泛，宋代所有的学术文化成就都可以称之为“宋学”；而“宋学”的主干应该是“新儒学”，“新儒学”并没有新的纲领、新的经典，但对于先秦到战国的一些儒家经典给予了新的解释。

不过，学界中对“新儒学”一直存在着争议，如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授田浩指出：“‘新儒学’概念的用法，掩盖了一个含混而又多歧的思想家的谱系。”邓小南谈到，这也提醒我们，“新儒学”的内容是丰富而又多元的，它不是一个固定的凝固性的静止的体系。

至于“理学”和“道学”，邓小南援引清华大学教授陈来在《宋明理学》中的引言加以说明：“宋代的理学，亦称之为道学。总体上说，道学是理学起源时期的名称，在整个宋代它是理学主流派的特称，而不足以囊括理学的全部内容。”

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李约瑟曾指出：“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，其主焦点都在宋代。”邓小南认为，这种学术创造力，与宋代“格物致知”的追求密不可分，而且不仅在学术文化上，在思想上、理论上、政治上都能体现出这种创造力。

在宋代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并非范仲淹一个人的追求，而是当时一批士大夫中的精英人物的共同目标，亦如张载所说的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。

即便是低级官员方庭实，也敢堂堂正正地对宋高宗说：“天下者，中国之天下，祖宗之天下，群臣、万姓、三军之天下，非陛下之天下。”在邓小南看来，正是由于思想的开放，让不同的人在很多方面都有了自己的贡献和成就，也使得他们普遍具有一种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情怀。

文学艺术：雅俗之间的交融与升华

历史学家陶晋生曾在《宋辽金元史新论》中提到，这一时代里中国人并重理想与现实，兼备雅与俗的口味。这在思想、文学艺术、政治和军事各方面均有所体现。其中，就文学艺术而言，词的典雅和文人画的意境是理想，而通俗的曲和小说的发达则是适应现实的需要。

邓小南认为，雅与俗之所以能在这一时期并存，且相互促进发展，与宋代社会文化重心下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文化重心的下移促使文学全面繁荣，宋代文学体裁从诗文扩大至词、曲、小说，创作主体与文学接受群体都向社会大众扩展。

宋词就多出自当时文人的娱乐场所，无论是婉约派还是豪放派，在当时都取得了颇高的成就。钱钟书先生曾说，唐诗追求风神情韵，而宋词则追求筋骨思理。宋词的遣词造句看起来平平无奇，没有华丽的辞藻，但背后却蕴含深刻的道理。

“诗须要有为而作，用事当以故为新，以俗为雅。”苏轼就曾点明旧与新、俗与雅的关系，写诗当有目的，所用典故只要得当，旧词也能有新含义，俗的语言也能有雅的风格。黄庭坚也有类似的观点：“古之能为文章者，真能陶冶万物。虽取古人之陈言，入于翰墨，如灵丹一粒，点铁成金也。”

在书画艺术方面，宋代很少再有世家书法，宋代文人的书法也许和世家书法相比有其不及的一面，但他们的书法风格非常鲜明。以苏轼的《寒食帖》为例，明显可见并非是在心情平和的状态下所书，这是他当时被贬黄州后难以抑制心中情感的体现。也即苏轼自己所言的“我书意造本无法，点画信手烦推求”。

宋代文人画同样体现了那一代人特有的风格，讲究“吟咏情性”，山水画、人物画、花鸟画等类型众多，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山水画，从中可以看到当时士人寄情山水的心境。

大俗大雅：宋代文化的内在精神

宋代文化的魅力在于俗与雅并非对立，而是相互渗透、彼此滋养。市井生活中的烟火气与士人书斋中的清雅意趣，共同构成宋代文化的多面性。在宋人看来，“风雅处处是平常”，他们的日常生活中渗透着对于风雅的理解与追求。

邓小南以《论语》中的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”作为结语，并着重阐述了“游于艺”的深意。她指出，“游于艺”并非只着眼于技艺文化，更是一种深度的修养与沉潜。邓小南解释道，我们谈论宋人的文化成就，表面上看是在谈论“游于艺”，但本质上，是要理解他们如何将这种修养融入生活，化为一种生命气质。雅与俗早已渗透宋人的生命历程，这正是宋代“大俗大雅”文化气质的精髓所在。